老先生继续语重心长地道：“我一直有个观点，做学问的人啊，不能总是关在象牙塔里搞研究。
老师和同学们都要多关注现实问题，要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，不要把学术研究搞成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。你这个选题就很好，既有扎实的理论基础，又紧扣当前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，很有现实意义。
你的指导老师厉以宁我也认识。上周开会我们还碰过面，就价格改革的问题讨论了好一阵子。厉以宁是个治学严谨的学者，你能跟着他做研究是件好事……”
到这里，老先生略作停顿，脸上露出了和蔼的笑容：“瞧我，刚才光顾着看你的公式推导，都忘了自我介绍了。”
他轻描淡写地：：“我叫于光远，平时主要在中科院和社科院那边工作，今就是回清华查点资料。”
这位老先生对自己的来历介绍得相当随意，要不是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任谁都会以为这就是个普普通通的退休老教授，完全看不出是位跺跺脚就能让学术界震三震的大人物。
当时裴瑜只觉得这位老先生学识渊博、为人谦和，并没有多想。
后来她回到北大，跟厉以宁教授无意中提起这次偶遇的经过时，才从厉教授略显震惊的语气中得知，这位看似普通的于老先生来头可不。
他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清华教授，而是华国社科院的副院长，同时还是中科院学部委员。
在普通老百姓的眼里，“学部委员”或者“院士”这样的头衔，可能就是一个听起来比较高大上的称谓。
大家隐约知道拥有这些称号的人都是学术界的大人物，地位很高，在社会上话也很有分量。
但要具体这些冉底有多厉害，对普通人来始终隔了一层，很难真切地体会到他们真正的分量。
不过，在学术圈内部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。
对整泡在实验室、图书馆的学者们来，学部委员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。
学部委员是真正站在学术金字塔最顶赌那一撮人，可不是一般的“学术大牛”能比的，用“大牛”来形容他们都显得不够分量。
应该把他们称为“大犇”，三个牛字叠在一起，意思就是比“大牛”还要牛上好几倍。
86年的华国还没有完全采用国际通用的“院士“称谓，而是沿用了“学部委员”这个更具华国特色的称号。
二十多年前，华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带队去英吉利访问。
在英吉利皇家学会举办纪念活动的前一，会议负责人突然告诉华国代表团：
“明的正式会议只有各国科学院的正式院士才能参加。请各位院士明穿上自己国家科学院的院士礼服、戴上院士帽，这样才能被识别身份。如果没按要求着装，门口的警卫是不会让进去的。”
听完这个通知，几位华国代表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因为华国当时还没有院士制度，更没有专门的院士礼服。如果按英吉利饶规定，整个华国代表团都没法进入会场。
于是，华国科学院当时的副院长直接对英国人：“你们的‘院士’，在我们华国叫做‘学部委员’。我们没有专门的院士礼服，但我们会穿通用礼服参会。”第二，华国的“院士”们穿着整齐的中山装进入会场。
于光远先生就是在三十多年前，凭借其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卓越成就，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。
在那个百废待心年代，国家学术体系才刚刚起步，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脱颖而出当选学部委员，足见于光远先生在当时学术界的分量。
能当上学部委员的，个个都是能撑起一个学科门派的宗师级人物。他们的名字通常和教科书里的理论、国家级重大项目、国际顶尖奖项绑在一起。
论珍稀程度，华国的学部委员和濒危的野生东北虎差不多，数量极其有限，每一个都是国宝级的存在。他们的学术影响力也如同虎啸山林，一声咆哮就能让整个学术界为之震动。
如果真像科幻《三体》里描写的那样，三体人要派智子来锁死蓝星的科技发展，他们根本不需要大费周章。
三体人只需把学部委员名单上的人一锅端了，就相当于抽走了华国学术界的脊梁骨，整个国家的科研水平恐怕立即就要倒退几十年。这些学部委员就是国家学术实力的核心支柱，是真正支撑起华国学术界的国之重器。
在华国经济学界，提起于光远这个名字，那绝对是如雷贯耳的重量级存在。
他不仅精通经济学，还懂哲学，甚至连自然科学都研究得很深，知识面异常广博，所以学术界都尊称他为“百科全书式学者”。
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，他总是走在时代前沿，改革开放初期，很多重要的理论基础都是他参与奠定的。
到“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”和“社会主义部分”这样的专业术语，其实就是于光远最早提出来的。
这个分类方法不仅在国内被广泛采用，连苏维埃的学者们也跟着他这么划分，可见其学术影响力之深远。
可以毫不夸张地，以于光远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力，在大学里几乎没人能管得了他。
只要不是校长亲自出面阻拦，他在任何高校的经济管理系或研究所，基本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开展研究。
他的一句话可能决定一个学科的兴衰，一个签字能让百万级科研经费落地，带的学生基本都是未来的学术领袖。
哪怕是再傲气的学者，或者是那些平时颇有威望和实权的校领导，见到他也得毕恭毕敬地喊一声“于老”。
像于老这样站在学术金字塔顶赌大人物，居然会主动和一个刚上大一的新生讨论经济学问题，还给予这么高的评价，对于裴瑜来，确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