暑假过后开学的第一，我正伏在团委办公室的木桌上整理暑期社会实践报告，窗台上的铁皮茶缸冒着袅袅热气，把“为人民服务”的红字熏得有些模糊。突然，传达室的王大伯披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闯进来，手里扬着一封印着“向阳公社党委”红色公章的信封：“杨同志，公社来的信，是表扬咱们学校的学生哩！”
我连忙接过信，指尖触到粗糙的牛皮纸，还带着室外的秋老虎热气。拆开信封，钢笔字遒劲有力，字里行间满是恳仟—表扬一位名叫尹斌的学生。尹斌暑假返回曾插队的青年点，顶着四十度的高温帮公社修理抽水机、拖拉机，连熬三个通宵把趴窝的收割机修好。社员们都“这大学生没忘本，把根扎在咱农村了”。
“尹斌？”我对着名单翻了半，团委登记的暑期实践学生里没这个名字。直到去教务处查了学籍档案，才在机械工程系的名册里找到一行字：机械751班，尹斌，男，籍贯辽东县，曾在向阳公社青年点插队。旁边还附着一张一寸照片，青年眉眼清俊，眼神亮得像淬了光，胸前的校徽别得端端正正。
“这可是与工农划等号的好典型啊！”团委书记把公社的信拍在桌上，搪瓷杯里的茶水溅出几滴，“现在正提倡‘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’，尹斌这事儿得好好挖一挖。你去机械751班跟班调查，摸清情况，咱们得把他的事迹好好宣传宣传。”
我揣着笔记本往校办农场赶时，远远就看见一片金黄色的稻浪，几十顶草帽在稻浪里起伏，像是撒在田里的星星。走近了才听见镰刀割稻的“唰唰”声，还有女生们清脆的吆喝——机械751班的学生正在这儿割稻。
“杨老师！”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姑娘直起腰，脸上沾着泥点，却笑得格外亮堂。是刘莹，机械751班的班长，也是党组长。上次系里开座谈会，她代表班级发言，条理清晰又有干劲，我印象很深。她擦了擦额角的汗，指了指不远处一个正弯腰割稻的身影：“那就是尹斌，咱们班的团支书。”
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，尹斌穿着件蓝色的劳动布上衣，正在弯着腰飞快地割着稻子。
“杨老师怎么来了？”尹斌走过来，顺手把手里的稻子递给旁边的同学，声音带着点喘，却很爽朗。我明来意，他倒有些不好意思，挠了挠头：“就是帮老乡修了几台机器，不算啥大事。生产队里的拖拉机坏了，地里的玉米等着浇水，我刚好学的机械，能帮上忙就帮了。”
刘莹在旁边打趣：“啥叫不算大事？你忘了王大爷拉着你的手啥了？‘斌子，你要是不来，咱这几亩玉米就得旱死！’”刘莹着，从田埂上的布包里掏出一个黄乎乎的玉米饼子，掰了一半递给我：“杨老师，这么远的路，一定饿了，先垫垫肚子。咱班同学都在这儿劳动呢，要不等收工了，我再给你讲讲我们那个农机研制组的事儿？”
我跟着他们在田里割了一下午稻子，腰累得早就酸得直不起来，额头淌下的汗浸湿了衣袖和前襟。收工时，夕阳把稻田染成了金红色，尹斌扛着农具走在最前面，刘莹和一个戴眼镜的男生跟在后面，三人凑在一起低声着什么，时不时传来笑声。刘莹告诉我，那个男生叫孙强，是班里的学习委员，他们三个组成了农业机械研制组，专门琢磨怎么改进农机器具。
“你是不知道，”刘莹坐在田埂上，一边擦着脚上的泥，一边跟我聊，“刚入学时，你还是我们机械751班的班主任呢！那时候你穿件灰色的中山装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给我们开第一次班会时，‘咱们学机械的，就得能动手、能吃苦’，这话我到现在都记得。”她顿了顿，眼里闪着光：“虽然后来你调去了团委，但班里同学都念着你的好。我代表班里的同学，给你道声迟到的问候——杨老师，您辛苦了！”
我心里一阵暖流，那些被忙碌冲淡的记忆突然清晰起来。那时候我刚毕业留校，第一次当班主任，面对一群和我一样大的学生，心里还挺紧张。记得刘莹那时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，每次组织活动都冲在前面，朴实又肯干；尹斌则是个“技术迷”，课余时间总泡在制图室里；孙强话不多，却总能在关键时刻提出好点子。
“对了，杨老师，你还记得上次班里发生的那件事吗？”胡莹突然压低声音，像是想起了什么。我愣了愣，她接着：“就是有个同学，从田里抓了好多青蛙，把青蛙大腿撕下来，要煮着吃。你当时看见了，特别生气，把他批评了一顿。”
我猛地想起那件事。那也是在农场劳动，午休时看见一个男生蹲在树荫下，手里拿着几只青蛙，青蛙的腿已经被撕掉了，血肉模糊。我当时又气又急，把他了一顿，“青蛙是益虫，怎么能这么残忍”。没想到刘莹当时还替他辩护，红着脸“吃不着肉啊，那个青蛙肉我还尝到了呢，真好吃！”那时候物资匮乏，学生们一日三餐的菜里根本没有肉，能吃上一顿荤菜比过年还难，
“现在想想，那时候确实苦，”刘莹叹了口气，“但苦归苦，大家心里都有股劲。你看我、尹斌和孙强，组建农机组就是想让老乡们少受点累。你知道吗？我们最近在琢磨的人力手动插秧机，画了好几张图纸，改了又改，上次在稻田里试了一次，一个插秧机能顶十个人干活呢！”
到农机组，尹斌和孙强也走了过来。孙强推了推眼镜，从帆布包里掏出一叠图纸，上面画满了密密麻麻的线条，还有用红笔标注的修改意见。“杨老师，你看，这是我们改进的插秧机齿轮结构，之前的样机总卡秧，现在改了传动方式，应该能解决问题。”他话时，眼神一直落在刘莹身上，带着藏不住的温柔。
尹斌指着图纸上的一个部件，语气坚定：“一旦试制成功，我立刻把样机带回青年点。你不知道，青年点的知青们插秧插得腰都直不起来，一下来，手上全是水泡。这机器要是能用，能解放多少体力劳动啊！”他的眼睛在夕阳下亮晶晶的，像映在稻田里的光。
往后的日子，我经常去校办农场或者制图室找他们。有时候是看他们在田里调试插秧机，尹斌在前面扶着样机，孙强在旁边记录数据，刘莹则拿着扳手时不时拧紧螺丝，三人配合得格外默契；有时候是在制图室里看他们围着一张桌子对着图纸争论，孙强总爱跟刘莹抬杠，她的设计“太保守”，刘莹则会反驳“得考虑实际操作，老乡们用着得顺手”，尹斌就在旁边当“和事辣，笑着“咱们再试试，总会有办法的”。
我渐渐发现，孙强看刘莹的眼神不一样了。有一次，制图室的灯管坏了，孙强踩着凳子换灯管，刘莹站在下面扶着凳子，仰头看着他，眼里满是担忧：“你心点，别摔着。”孙强低头看她，嘴角弯起一个温柔的弧度：“放心，我技术好着呢。”换完灯管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水果糖，递给刘莹：“上次我妈寄来的，给你吃。”刘莹接过糖，脸颊红得像熟透的苹果，偷偷剥了糖纸，把糖放进嘴里，甜得眼睛都眯了起来。
尹斌其实早就看出来了，有一次跟我聊时，他笑着：“孙强和刘莹啊，就是嘴硬。上次调试插秧机，刘莹不心摔进田里，孙强二话不就跳下去把她拉上来，还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给她披上，生怕她着凉。”他顿了顿，语气里满是欣慰：“他们俩都是踏实人，在一起挺好的。”
插秧机的试制过程并不顺利。有一次在稻田里试验，秧机突然卡住了，秧苗撒了一地，尹斌急得满头大汗，蹲在田里拆机器，手指被齿轮划破了，鲜血滴在泥水里，他却浑然不觉。刘莹递给他一块干净的布条，眼圈红红的：“要不咱歇歇吧，别太累了。”尹斌摇摇头，咬着牙：“不行，老乡们还等着呢，咱们得抓紧时间。”
那晚上，他们在制图室里熬了个通宵。孙强画图，刘莹整理数据，尹斌则拿着零件反复琢磨。快亮时，尹斌突然一拍桌子：“我知道了！是齿轮的咬合度不够，咱们把齿轮的齿数改一改，应该就能解决问题。”他们立刻动手修改，等太阳升起来时，新的齿轮已经装好了。
再次试验时，插秧机在稻田里稳稳地前进，一行行秧苗插得整整齐齐，速度比人工快了十倍不止。社员们围在田埂上，看得目瞪口呆，有人忍不住拍手叫好：“这机器太神了！以后插秧再也不用累得直不起腰了！”刘莹和孙强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喜悦和激动，尹斌则拿出笔记本，认真地记录着数据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
后来，尹斌带着插秧机的样机回到了青年点，帮老乡们改进了不少农机器具。毕业时，他被分配到黄金学院，凭着一股钻研劲，一步步从讲师做到了院长。他还经常回学校给机械系的学生讲课，每次都会提到当年在农机组的日子，“是那段在稻田里摸爬滚打的时光，教会了我什么是真正的机械，什么是为人民服务”。
刘莹和孙强则留校当了老师，并结成伉俪。夫妻俩一起组建了农业机械研究室，继续改进插秧机、收割机，他们研制的农机具不仅在本地推广，还卖到了周边省份。
有一次我去他们家做客，看到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老照片，是当年农机组在稻田里的合影——尹斌扛着插秧机，刘莹和孙强站在他旁边，三人笑得格外灿烂，身后是金灿灿的稻田，像一片翻涌的波浪。
“杨老师，你还记得这张照片吗？”刘莹指着照片，眼里满是怀念，“那时候多年轻啊，总觉得有使不完的劲，想把所有的想法都变成现实。”孙强从厨房里端出一盘水果，笑着：“现在也不老啊，咱们还能再研究几十年农机呢！”
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来，落在照片上，把那些青春的脸庞照得格外清晰。我突然想起公社党委的那封信，想起尹斌在稻田里弯腰割稻的身影，想起刘莹和孙强在实验室里争论的模样。那些在青春里闪闪发光的日子，那些为了理想而奋斗的时光，就像稻浪里的收割机的齿轮，咬合着、转动着，把平凡的日子磨成了最珍贵的回忆。
后来，我在整理团委档案时，又看到了那封公社党委的信，信纸已经有些泛黄，但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。我把它和那张老照片放在一起，心里突然明白，所谓青春，就是在最好的年华里，遇见一群志同道合的人，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，一起奋斗、一起成长，把自己的梦想，种在祖国的土地上，等着它生根、发芽，长成参大树。